清代慈善活动在发展过程中，充分利用了血缘、地缘和业缘等各种社会关系。按照血缘进行救助的慈善机构以义庄为代表。义庄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一套专门的管理机构，土地上的收益全部用于救济宗族。与义庄相类似的还有义田，后者土地较少，由设立者兼管。在江浙一带，设立义庄、义田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按照地缘、业缘进行救助的机构主要是工商业领域的会馆公所，他们并非专门的慈善机构，其救助功能的强弱有明显的地域差异。在慈善活动发达的苏州、上海一带，社会救济是这些组织的主要功能，他们也在清代获得了较大发展。
慈善活动是捐助者的自愿行为，取得其信任显得尤其重要，为了取得众人的信任，清代各慈善组织一般都将经费收支的情况，以征信录的形式公布。其内容多为财务收支状况，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、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，表示经办人涓滴归公，以昭众信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主事人借此机会将新旧规章条文、慈善组织创立缘起、沿革，倡办者姓氏功绩、历届司年司月姓氏，以及呈准注册之财产文契、立案之禀稿、官府的告示等等，汇集成册，一并付印。例如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刻印的《徽宁思恭堂征信录》，即包括徽宁思恭堂序、公议堂中规条、道光三十年十月公议增定章程、会馆历年司总司事名单、同治十三年八月起至光绪三年九月止收钱总数等。当时的征信录对财务收支状况的记载还比较简单，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规模比较大的救助组织的征信录，多数只记载了每年的收支总数，但财务公开无疑是这些组织管理进步的标志。
为号召普通人积极参与，当时的慈善机构发起一种符合人们习惯的一文愿捐。一文愿捐又称“长生愿捐”，让捐助者按日省一文计，每天节省一文钱，一年可节省三百六十文，以三百六十文为一愿，达到积少成多的目的。晚清慈善家余治曾建议，“无论贫富之家，每日总有常用之钱。但设一筒，无论多寡，每日于常用中省出若干，积于筒中。总有急需，不许开用。遇有善事，倾筒而出。即可大行方便，有不觉其难。用毕生积，积而复用，源源不绝。久而行所无事，竟似惠而不费……至于富贵之家，但仿其法。或积银钱，或积米粮，或专舍一屋一田，皆是积财济贫之妙用。”（《中国社会报》）
